大厂围猎春招,年轻人却卸甲出逃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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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年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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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要】:互联网大厂围城,进不去的人想进去,进去的人想出来

史上最强互联网大厂校招季来袭。

应届生青麦明显感觉到,今年以来,大厂中产品运营类的岗位招聘变多了。搜了新闻才知道,腾讯运营岗,新增了两千多个岗位需求,字节跳动和阿里也释放了类似的需求。这让原本只有一个中厂offer的她,决定再冲一冲,挑战一下自己心心念念的大厂。

今年互联网大厂春招,来得格外“汹涌”。

一开春,字节跳动、腾讯、京东、百度等纷纷开启围猎毕业生。提供岗位最多的是京东,包括1.5万个就业岗位,仅京东物流的岗位就超1万个;腾讯面向2022届毕业生首次开放超8000+个offer,比2020年8月的秋招,多了3000个岗位;字节跳动也不示弱,2021春招为大学生开放超过7000个工作岗位,超过了历年春招规模;百度春招,较2020年上涨70%,涉及技术、产品、设计三大类岗位,其中为AI服务的工程类和算法类等技术岗位的需求占比高达80%;任正非也曾透露,华为将在2021年扩招至8000人,应届生年终奖最高可达100W。

进入互联网大厂,是很多青麦们的首选。互联网大厂的扩招,对于青麦这样909万的应届生来说,无疑是一个不错的讯号。

脉脉公布的《互联网人才流动报告2020》显示,全国19家互联网头部公司,员工平均年龄是29.6岁,字节跳动和拼多多的员工平均年龄为27岁。成立20年的老牌大厂百度,员工的平均年龄也在平均值以下。这些年轻人也成为大厂一直高速运转的关键储备。

互联网公司永远都有年轻人,但没有人能永远年轻,这些校招入厂的年轻人都怎么样了?

1.围城

青麦的求职范围都是大厂和中厂,不为别的,只因为今年的小厂几乎没什么校招。

2020年暑假回国后,青麦发现,自己在国内求职没有丝毫的优势。曾经一直认为自己会在国外发展,她没有为国内的校招准备些什么,但疫情打乱了节奏。为此,她马不停蹄地去了两家大厂实习,希望实习经历能够为自己的简历增添色彩。

几个月来,她投了美团、搜狐、58同城、360、小米等60多家公司,选择的岗位也没有挑,延续了自己实习时的产品运营岗,她觉得起码有点把握。美团进了三面,小米过了一面,直到拿到了一个中厂的offer,她悬着的心才放松了一些。

此前的两段实习,虽然工作内容琐碎,而且大小周有点累,但青麦整体感觉还可以接受。加上大厂的光环,因此她还希望冲一冲大厂。为此,她不断在考试学习APP上刷题、看前辈的面经、完善自己的简历、进求职群。

现在,她还在犹豫,要不要再去找一份实习。求职过程中,青麦看到了太多优秀的同辈,且有着几份硬核的实习经历,她也希望能够借此增加自己的竞争力。

相较起来,已经进入大厂的刘迪,求职过程有些许运气的成分,至少她这么认为。

2019年秋天,刘迪手机里多了两份文档,“xx今年会有书读吗”,“xx今年会赚钱吗”,一份是记录自己申请留学的学校,另一份是投了简历的企业。

彼时还没有疫情,申请学校相对较难,真正收到被拒的申请后,2019年10月,刘迪开始找工作,但那时很多秋招已经结束了,她开始慌乱起来、疯狂投简历。为了缓解她的焦虑,两个已经保研的同学,特地陪刘迪去了一趟卧佛寺拜了拜,因为“卧佛”谐音同“offer”。

很意外,刘迪进入了一家大厂的面试。

即便已经过去一年多,她还记得第一轮面试的场景。那是一场群面,8个人一组,而除了自己和另一位小伙伴是本科生,其余的成员,都是研究生,有英国的留学生,中传、南开的研究生,大家自我介绍时,一场无形的压力就扩散开来。好在这组的成员都相对温和,一轮发言完,旁边的小姐姐还碰了自己的胳膊暗示起来做总结,最后刘迪成为这组当中唯二入围的求职者之一。

到第二面,同一批的30多位求职者中已经只剩下自己 ,刘迪将这归结于运气,正好自己有过相应的实习经验,碰上了。再之后,总监一对一,HR一对一,副总裁一对一,经历过5轮面试,刘迪如愿进入了这家坐落于后厂村的大厂。

但现实没有那么丰满,正式入职的第二个月,刘迪就动了离职的念头。

“一个人顶三个使,强度完全无法适应,实习工作时间大于996,半夜经常梦到因为工作没做好被领导骂......”在社交平台上,她卸下平日的伪装,向陌生人泄露崩溃与不安。

不过,因为种种顾虑,目前,刘迪还在坚守。与刘迪不同,不少人已经果断换了战场。感觉自己在机器中太过渺小的乔嘉,逃离了华为;在美团工作了4年的吕伟,实在受不了没有傍晚的日子,进去了一家国企,直喊“真香”。

 一个雪夜,凌晨五点的大厂。受访者供图 

有句话说:“90后想进互联网大厂的样子,像极了60后渴望进国企的样子。”但进入互联网大厂的90后,已经开始渴望进入国企。

在BOSS直聘发布的《2020年Q3人才吸引力报告》中,互联网行业在人才吸引指数排名中依然位居第二,第一则是和它紧密相关的IT行业。与此同时,脉脉发布的《人才迁徙与流动趋势报告2020》也指出 ,互联网行业里出现了可见的人才流出。

大多数年轻人进入大厂的故事,与他们都很相似——名校毕业、能力出众,顺其自然地,成为大厂运作的一个齿轮。

不同的是,有的人争先入局,有的人失望离开,互联网大厂,已经成为这一代年轻人的新围城。

2.消耗

提及大厂工作的日子,刘迪、乔嘉、吕伟都会提到了一些同样的词,消耗、焦虑、螺丝钉。

工作时间更久的吕伟,对此有更深的感触。他毕业于985高校,在2016年直接校招进入某地方的美团,入职了某核心部门。

在他们的语言体系下,有一个常常被提及的词,“竞对”,即竞争对手,比如美团会把阿里当成竞争对手。于是,竞争对手在做的事,其他的互联网大厂也都跟着在做。

“隔壁都没走,你好意思走吗?”领导常常传达一种“危机意识”,或者说是一种焦虑:稍微不努力,隔壁就要超过咱们了。

吕伟认为,活是干不完的,特别是新的产品上线,会涉及到方方面面,bug、推广、运维,肯定干不完。“但是隔壁两家都在加班,你不好意思不加,领导也不会放过你让你不加班。”

这就形成了焦虑的企业文化,直接体现在工作上就是加不完的班。

有近半年时间,吕伟每天加班到凌晨三点。 当地有很多24小时营业的小饭馆,吕伟所在的组经常会在凌晨2:30左右出去吃饭,“老板都认识我们了”。这段时间,是美团共享充电宝上线阶段,吕伟见证了充电宝从开始筹备到上线的整个过程,这也是他加班最严重的一段时间。不过,即便在平时,从入职那天起,吕伟也没有早于晚上八点半下班。

有时,加班到凌晨三点的时候,领导会跑过来合照,拍大家还在工作的样子。虽然领导也在加班,但吕伟对这种文化并不认同,有点“以加班为荣”的意味。

吕伟从小练习武术,在他看来他的身体一直都是很棒的,但是工作之后,腹肌没了,精力没了。工作消耗了他对生活的热情,能休息的时候,他和同伴都是选择在家里平躺。“虽然公司给的福利待遇还蛮高的,但是没有觉得对不起这份薪资,因为确实是拿自己的精力、生命熬出来的。”

吕伟并不否认美团带给自己的成长与光环。美团的管理制度非常完善,有类似于钉钉的内部管理软件,也有美团店铺信息的共享软件,大到请假,小到上下班考勤,都有相应的制度。自己刚刚来到美团时,公司也给了自己大概两个多月的时间,来适应工作,对新人比较宽容。

不过如今,美团已经变成一家万亿巨头,吕伟能感觉到它的变化。

比如,节奏变快,不会给新人特别多的发育时间。 “以前,一个新人社招进来,可能给你一周到两周时间,但现在听以前的同事说,美团把新人的培训时间压缩到三天了。”

“美团最大的变化是政策一直变,最小的变化也是政策一直在变。一天一个样,比如,这个月给你的要求是开发10个新客户才能拿到提成,下个月就突然变成了开发20个老客户。第三个月,又变成另一种目标”。

这种快速、灵活,是互联网取胜的法宝,但对于许多员工来说,却有不同的想法。

吕伟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件事就是,当时遇到过一个前辈,经常跳槽,而每一次跳槽都会抱怨上家公司多么垃圾。当时吕伟不太理解这种行为,但后来自己慢慢理解了,“在互联网大厂时间至上、客户至上、金钱至上的原则下,会发展出来一种畸形,对员工的影响也会存在,简言之,如果员工短时间内不能拿到合适的薪资水平,会选择立马走人。”

但如果重新选择一次,他表示还是会选择进入互联网大厂,不过,他希望自己能进入小一点的大厂。虽然后者的薪资可能没有前者高,但是“人情味比较重,工作成长空间更大”。

吕伟觉得,在互联网大厂人的思维里,昨天加班到凌晨三点,和第二天早上九点上班,是两件事情。但中厂或许可以第二天晚点上班,人情味更浓。此外,在中厂,一个人可以身兼多职,但美团是精细化管理,每个人负责固定的区域,“深耕你的一亩三分地”就行。

“美团就像一个机器,我们都是里面一颗颗小小的螺丝钉,少了谁都还能转。”

同样觉得自己是螺丝钉的,还有在华为待过一年半的乔嘉。因小时候的滤镜,他一直渴望进入华为,在大学时便积极来实习,加上他本身的努力,顺利进入华为。

但进入华为以后,他明显感觉到被一种无形的压力包裹,这种压力不是来自于偶尔的加班,而是精神上的。乔嘉不是985高校毕业,但是其他的同事都毕业于名校,且全国排名靠前的专业。在他们面前,乔嘉感觉自己更像是一条“闲鱼”,很多时候还需要依靠别人的帮助才能完成一些任务。虽然身边的同事都很好,工作上也没有硬性指标,但在这样的氛围里,乔嘉依旧觉得自己特别渺小,压力很大。

 一个情人节,后厂村的一幕。受访者供图 

离职之后,乔嘉找了一份相对清闲的工作,一边工作一边学习,打算再申请读个研。

在华为的经历是一段很宝贵的经历,乔嘉觉得很骄傲,不过,他还是建议后来者,“不用太着急,很多大厂虽然进去了,但不一定是你特别喜欢的工作环境,或者说跟你的理想有一定的差距,所以还是要找自己热爱、真正喜欢的工作,而不要因为‘大厂’这个头衔而进入大厂。”

3.要不要离开?

离职之后,吕伟回到家乡省会城市,进了一家国企,朝九晚五,双休,工作大半年来,只加了一次班,到晚上6点半,那时公司已经空无他人。

但有人还在挣扎。

3月19日的夜里11点,北京下了雨,刚刚结束加班的刘迪打开打车软件,看到前面排着二百多人时,内心“哎”了一声,心想是选择继续等、骑车还是走路。好在,最后同事载了她一程,她短暂地休憩了一下。已经工作了大半年,虽然还是有些不情愿,但她已经能够从容地在凌晨12点半,继续在工作群里回复消息。

刘迪和她的前辈们一样,经常会加班,正常下午7点半的下班时间,往往是9点半之后才能离开。“整个人被消耗了”,上学时候每周都要去逛街的刘迪,上次去逛街还是去年的11月份。

现在,领导依旧会说她“不动脑子”,说她的方案不够有创意,除去被同事占用的一个方案,依旧没有通过一个完整的方案,还是做着最基础又琐碎的工作,用刘迪自己的话来说就是,“自己是那个多余的人”。但她暂时还没有决定离开。她想着,等到干满一年,哪一天实在不开心,就一张离职信甩到领导跟前,潇洒离开。但又害怕做一半的项目没人接手,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和领导谈。

这些职场的必修课,她才刚刚开始经历。

她时常会想起,父母让自己考公务员的情形。她觉得自己年轻时真是不懂事,“你以为有些工作是有趣的,但其实工作都是痛苦的。”

她说,她未来可能会回到那个安逸的城市,找一份普通的工作。说着,她又看起了工作群内的消息,应该是有同事又找她做什么事,她嘀咕着“不理他”。

留与不留,她暂时还没有决定好。

作家海明威曾在《流动的盛宴》里写下一句经典的“假如你曾去过巴黎,这辈子巴黎都会在你左右。”20世纪80年代,许多日本人冲着这句话千辛万苦赶赴巴黎,但因为巴黎和想象中的模样大相径庭,最终患上了“巴黎综合征”——一种由于预想和现实间巨大差异而引发的心理疾病。

中国的互联网大厂也似这座“巴黎”。故事的表象还是那样,有的人想进去,有的人要逃离。

但真正的故事情节,只有当事人知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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